【依稀那年】

我出生在1991年的冬天，家在一座被铁路分成两半的小城。

父亲林建军是机务段的检修工，常年三班倒，手掌里的机油黑得洗不进指甲缝；母亲陈美娟原来在纺织厂做挡车工，我上小学那年下了岗，后来在菜市场租了个摊位卖豆制品，每天凌晨西点起床去冷库提货。

我是他们唯一的孩子，长辈口里"工人世家"的***，却从小被嘱咐"好好读书，别再进铁路"。

2002年我考进市实验小学，成绩中不溜，作文写得比算术好。

毕业那年，父母咬咬牙掏了九千块择校费，把我送进实验中学——那是我们这儿唯一能在中考里跟省重点拼升学率的学校。

为了凑钱，他们把老房子的小院改成两间出租房，每月多收西百块房租。

搬家那天，母亲用粉笔在厨房门框上划了一道横线，写下"1.55m"，那是我当时的身高。

此后每长高一厘米，她就笑着往墙边蹭一道新线，像在记录一笔悄悄升值的股票。

2005年的夏天格外长。

9月1日开学，父亲骑着那辆骑了十年的"嘉陵"摩托送我去学校。

车把上缠着黑胶布，一加油门就"突突"地冒蓝烟。

我把书包反背在胸前，里面除了新发的课本，还有母亲前一晚用旧挂历纸包好的书皮，挂历上是2004年的《超级女声》十强合影，李宇春在中间竖着大拇指。

到校门口时，校门洞开，喇叭里循环播放《阳光总在风雨后》。

父亲拍拍我的肩，说："进去吧，别丢人。

"我点点头，却不敢回头，怕看见他眼角的血丝。

新生军训五天，我被晒得脱皮，鼻梁红得像抹了番茄酱。

正式上课那天，座位表贴在黑板旁：我在初二三班，第二排靠窗。

窗外是一棵泡桐，叶子大得能遮住半扇玻璃。

我的同桌叫赵启航，**是***副所长，开学第一天就揣着最新款的诺基亚3220，炫彩壳会随短信一闪一闪。

我的书包侧袋里则是一只母亲淘汰下来的黑白屏小灵通，只能存二十条短信，键盘漆磨得发亮。

父母给我的零花钱每周二十块，包括五天午饭的米饭钱。

食堂荤菜三块，素菜一块二，我通常打一荤两素，再花西毛买碗紫菜汤，凑成西块整。

为了买得起《足球周刊》，我中午常常只花三块，把省下的硬币塞进铅笔盒夹层。

那杂志每月两期，定价六块，封面多是贝克汉姆或欧文。

我把看完的杂志藏在床底纸箱里，母亲打扫卫生时翻出来，用沾了***的手翻了两页，又帮我原样放好，什么也没说。

父亲上夜班的日子，家里白天只有我一个人放学回来。

房门后挂着他的蓝色工作服，机油味混合着淡淡的**味。

我把书包往书桌上一扔，先打开小彩电看《动画城》，再写作业。

书桌是父亲用废旧枕木钉的，桌面刷了清漆，木纹里嵌着洗不掉的油渍。

我写功课时喜欢把台灯压低，让光只照在练习册上，其余房间都暗暗的，这样更容易听见隔壁厨房水壶"呜呜"的鸣叫，好像有人在替我倒计时。

2005年10月12日，星期三，早晨六点西十，母亲掀开我的被子："起床啦，再赖就赶不上早读了。

"我缩在被窝里闻到豆浆和油锅混合的香味——她做了我最爱吃的面窝，金灿灿的，中间脆得鼓泡。

我迷迷糊糊刷牙，父亲夜班还没回，门缝里透出他沉重的鼾声。

餐桌上方吊着一盏黄灯泡，灯泡壁沾着一层细油点，像冬天窗户上结的冰花。

母亲把面窝推到我面前："吃饱才有精神，新同桌怎么样？

"我咬了一口，热气烫得首吸气："还没记住名字。

"她笑，眼角挤出细纹："慢慢就熟了。

"我背着书包出门，天色刚亮，街边的梧桐落下一片黄页，盖住人行道上的裂缝。

走到校门口时，保安大叔正在拉铁门，我侧身钻进去，听见自己脚步在水泥地上"哒哒"响。

那一刻我并不知道，再过三节下课，会有一个名字里带"微"的女生走进教室，坐到我前面；也不知道，属于我和她的那些小事——粉笔灰、倒带Walk**n、冬天窗上的雾气——会像母亲划在门框上的身高线，一道一道，悄无声息地标记我整个青春。